曾听一位老杂文家声明，此后不再写“某个”题材的杂文了，因为写了也没人看，说了也不顶用。这话的确是肺腑之言。但杂文究竟于所写的事实有多大的影响力，这实不是杂文家自己所能料想和左右的。从另外一个方面讲，我以为这同我们对杂文的理解也有关系。
我们常听说杂文是“匕首投枪”，也常听到关于杂文“战斗风格”的议论。于是就把杂文从文体到主题都作了限定，导致现今的杂文虽是正气十足，“政治正确”，却少了鲜活，没了个性。
不错，鲁迅的杂文基调是战斗的，他跟黑暗斗争，跟恶势力、旧势力斗争，他的杂文的生命就是他的战斗性，而且是韧性的战斗，但我们一定要澄清的是，鲁迅的战斗性是有所依托的。他不是空对空地议论时事，也不是把报纸上的消息拿来做自己的素材，先转述别人的描述，再发表自己的议论。鲁迅是实战家，这个实战家是指，他自己就在战斗中，他不是为了文章而去战斗，他是为了战斗才去做文章。鲁迅所处的时代可称是最黑暗、最动荡的历史时期，但鲁迅的论敌，或者他笔下直接抨击的对象，却是一班“文人”、“学者”、“名流”、“教授”，是一些所谓的“公理”与“正义”的“代言人”的“正人君子”。鲁迅不荆轲，他并不奢望自己的笔能致军阀和反动政府于死地。他的战斗对象就在自己的身旁，从职业上讲，甚至都是自己的同类、同行。但为什么我们仍然认为鲁迅的杂文是匕首投枪呢？因为他往往是通过自己被纠缠其中的事件和争论，为了自己精神的自卫而去战斗的。他又并不拘泥于个人得失的计较，常常可以映照出一个时代的侧影，描述出某种社会的真相。这就保证了他的杂文，具有具体可感的、关乎个人切身利益的切实感，又可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本质中挖掘原因。他同陈西滢的斗争，很多时候是为了一些“闲话”和个人私事引发争论，但从中又将那一时代的军阀统治、学生运动、文化思潮等做了真实记录。假如鲁迅就是拿军阀做事例、摆道理，他的杂文还会有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吸引力和战斗力吗？鲁迅甚至自己都承认，他的杂文常常“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”（《华盖集·题记》），但这丝毫不影响鲁迅杂文的战斗作用和社会意义，反而因其真切和尖锐更显生命力。
我们现在的许多杂文家，大多是书斋里的论客，电视机旁的评论员，报纸“杂闻”的归纳者。自己身上并无一点是非，不是“领导”，不在“官场”，能够骂“官僚”（鲁迅当教育部的职员达二十多年）；不是作家，不写小说，可以随意批评文坛（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先河者）；不是商人，不做买卖，可以痛斥奸商的可恶；不是歌星影星，可以非议“走穴”和“假唱”；不是建筑专家，可以谈工程质量；等等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纯粹的杂文家是什么都可以谈，什么都可以骂的。然而，自己总是一身清，旁观别人发议论，能有多高明呢？杂文家拥坐书城，自视清高，推窗出门就大谈世事，能有几分质感，几分亲切，几分切肤之痛呢？杂文，虽不能是凡事都需亲历才能写，也不能总是没病说病，不痛自个儿“切肤”吧？
进一步说，出事时自己不在场，相关者自己不认识，仅从媒体上得一点消息，操持着一堆并无新意的观点和概念，下笔就发一通高尚、清洁、义愤的议论，不要说力量，连真实性都是要打上折扣的。鲁迅不是刘和珍的老师，如果他不熟悉她那种“始终微笑着，态度很温和”的音容仪态，他能写出《记念刘和珍君》那样“情文并茂，感人最烈的伟大的抒情文”（许寿裳语）吗？
杂文家，首先应当自在“杂务”中生存，为个人的独立，自己的个性而努力和斗争，才能再寻求更广大的意义。杂文，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自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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